1940年，中國的全面抗戰進入了第四個年頭。面對國內外極為復雜多變的形勢，中國共產黨高舉民族解放的大旗，發揮中流砥柱的歷史作用，繼續承擔起拯救民族于水火的歷史重任，帶領中國人民無畏艱險，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為中國抗日戰爭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立下彪炳史冊的功績。

“百年積弱嘆華夏，八載干戈仗延安！”

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日軍逐步把其主要兵力用于進攻敵后抗日力量。從1938年11月到1940年底，日軍僅在華北地區出動千人以上的大規模“掃蕩”就有109次，使用兵力在50萬人以上。在此情況下，中國共產黨肩負起抗擊日本侵略軍的主要責任。

面對新的形勢，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明確規定了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略任務，即：粉碎敵人的“掃蕩”，堅持游擊戰爭，打退投降派和頑固派的進攻，將華北、華中連接起來，建設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時局好轉。

在淪陷區，中國共產黨也領導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反日斗爭。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開展敵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指出開展敵后城市工作的重要意義，對淪陷區城市工作進行了全面部署，成立了由周恩來負總責的中央敵后城市工作委員會，領導與推動整個敵后城市工作。

在血與火的斗爭中，中共廣泛動員人民、依靠人民，領導人民抗日武裝，頑強戰斗。東北、華北，華中、華南……長城內外，處處聽到抗日救亡的怒吼，大江南北，時時可見人民軍隊奮勇殺敵的英姿，日本侵略者深深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1940年8月至翌年1月，為堅決遏制當時的投降和妥協暗流，同時也為了打破日本侵略者的“囚籠政策”，八路軍總部在華北發動了一次大規模主動出擊，因參戰部隊達到105個團20余萬人，故名之為百團大戰。

這是全面抗戰以來八路軍在華北發動的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戰略性進攻戰役。8月20日夜，戰斗按預定時間全線打響。日軍被攻于不備，驚慌失措，一時間“淹沒在八路軍和人民群眾大破襲的火網之中”。對這場戰役，著名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曾這樣描述：“整個華北地區，從晉北山區到東海岸，從南面的黃河到北面的長城，都成了戰場。戰斗夜以繼日，一連廝殺了5個月。一百團人打擊了敵人的整個經濟、交通和封鎖網，戰斗是熾烈而無情的。”

百團大戰“有如一陣暴烈的霹靂，轟動了整個華北戰場，以至于全中國全世界”，到12月初，共進行大小戰斗1824次，斃傷日、偽軍2.5萬余人，俘日軍281人、偽軍1.8萬余人。此外還破壞或摧毀了大量鐵路、公路、橋梁、隧洞、火車站、敵堡和據點，繳獲一大批武器和軍用物資。面對慘重損失，日本侵略軍不禁哀嘆：“共軍乘其勢力的顯著增強，突然發動的百團大戰，給了華北方面軍以極大打擊。”

百團大戰大大遏制了國民黨內妥協投降的暗流，以事實駁斥了對“八路軍游而不擊”等惡意誣蔑，堅定了中國人民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心和決心。在人民軍隊的輝煌戰績面前，蔣介石也不得不致電嘉獎，稱：“貴部窺此良機，斷然出擊，予敵甚大打擊，特電嘉獎。”百團大戰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人民軍隊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是爭取抗戰勝利的唯一希望所在。

在1940年，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民主根據地軍民積極開展對敵作戰，多次粉碎日、偽軍的“掃蕩”“清鄉”，大量殲滅了日軍的有生力量。從1938年到1941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抗擊日本侵略軍的比例分別達到58.8%、63%、58%和75%。到1940年底，僅新四軍即在兩年多的敵后抗日游擊戰中，共對日、偽軍作戰2700多次，斃傷俘敵5.5萬人，繳獲大量武器。在嚴峻的斗爭形勢下，無數的共產黨員和革命戰士為民族和祖國付出了一切，包括生命。他們為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作出了卓越貢獻。

在戰斗中，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也不斷得到發展壯大。到1940年底，除東北抗日聯軍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發展到50萬人，此外還擁有大量的地方武裝和民兵。除陜甘寧邊區外，已經建立了16塊抗日民主根據地，共擁有近1億人口，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越來越突出的重要作用。

抗日民主根據地是全面貫徹和實現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和全面抗戰路線的堅強陣地。把根據地建設好，是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

各項建設中，政權建設是首要的也是根本的問題。隨著敵后抗戰的不斷深入發展，各抗日根據地普遍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抗日民主政權。1940年3月，在此前多方探索的基礎上，中共中央發出《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的指示，明確指出：“我們所建立的政權的性質，是民族統一戰線的。這種政權，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

指示還規定：“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原則，在人員分配上，應規定為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此外，指示還對相關政策和施政方針等問題作了具體規定。“三三制”切合當時實際，既保證了共產黨在政權中的領導地位，又能夠廣泛地團結小資產階級群眾，爭取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進一步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此后，根據地建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按照指示，各根據地都根據“三三制”原則對原有的政權組織進行了充實和調整。根據地推行減租減息政策，大力發展工農業生產和科學教育文化衛生事業，在黨的自身建設以及貫徹黨的民族政策、加強民族工作等方面均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中共的正確領導下，抗日民主根據地政治清明，政府清廉，經濟發展，民族團結，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1940年，毛澤東曾不無驕傲地指出：“陜甘寧邊區是全國最進步的地方，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這里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花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為什么要取消它呢？”

抗日民主根據地，特別是陜甘寧邊區的進步、發展與光明，與國民黨統治區的落后、腐朽和黑暗形成鮮明對比。這一點，不但在無數沖破重重阻礙來到圣地延安的進步青年心中引起強烈震撼，也同樣給諸多到訪的社會各界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陳嘉庚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

1940年5月31日至6月8日，著名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率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視察團到延安進行了訪問。在延安期間，他得到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導人的熱情會見，并就國共合作及抗戰形勢等國人普遍關注的問題進行深入交流，相談甚歡。此外，他還多次進行了實地走訪、考察，對中共的政策主張，邊區的施政綱領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建設有了較為深入的了解和直觀認識。

訪問延安之前，陳嘉庚曾先到過重慶，耳邊一度充斥著國民黨關于共產黨的各種污蔑言論。經過實地考察，陳嘉庚認識到這些都是不實之詞，轉而充滿了對中共的欽佩和贊慕之情。在重慶，國民黨為拉攏陳嘉庚，曾以巨資招待他，但他卻對鋪張浪費、奢侈應酬深為不滿，更對國民黨政府官員的紙醉金迷和貪污腐敗憤郁不平。在延安，陳嘉庚看到了一個嶄新的世界。他到后第二天晚上，毛澤東專門設宴款待，最名貴的菜不過是一味雞湯。毛澤東還抱歉地解釋說：我沒有錢買雞，這只雞是鄰居老大娘知道我有遠客，特地送來的。母雞正下蛋，他兒子生病還舍不得殺呀！其誠懇、盛情而又簡樸無華之處，令陳嘉庚深為欽敬。

陳嘉庚對延安濃厚的民主氛圍也多有感觸。一次他與毛澤東會談時，因為場地較小，人員較多，很快座位就坐滿了。這時一勤務兵遲到，望見長板凳上毛澤東身邊略有空隙，便硬是擠身坐下。只見毛澤東向這名士兵望一望，微笑著把身軀移開一點，以便讓他坐得更舒服些。他還看見，一次吃飯時，朱德晚到，便自己盛了飯，雜在勤務兵中狼吞虎咽吃得非常香甜。聯想到重慶國民黨官員的等級森嚴、作威作福，陳嘉庚不禁感慨萬千。他后來感嘆道：“中共統治區內，吏治之清廉，民心之歸向，較諸蔣政府統治地區，又有天淵之別！”“余觀感之余，衷心無限興奮，夢寐神馳，為我大中華民族慶祝也。”由是他斷定，“國民黨必敗，共產黨必勝”，“中國的希望在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