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國家間的競爭，在經濟層面的直接表現就是企業之間的競爭。在關系國家安全與經濟命脈的重要產業和關鍵領域保持國有經濟的控制力，既是出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原則的要求，也是出于國家戰略的需要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國的國有企業似乎正經歷著“冰火兩重天”。

在事業發展上，國有企業近年來一直闊步前行。在《財富》雜志公布的2011年世界企業500強中，共有59家國企榜上有名，其中中石化、中石油和國家電網更是位列前十。需要強調的是，這59家國企中，當年新增的超過10家，繼續保持強勁的增長態勢。

尤其是作為國企核心的中央企業，表現出更充分的市場活力與競爭力：“十一五”期間的資產總額、營業收入、上繳稅金和稅后凈利潤等主要經營指標均實現了翻番，年均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率達到115%。

即使是在最困難的2008年，中央企業利潤同比雖下降30.8%，但上交稅金不降反升，達到10426億元，同比增長18.6%，占當年中央財政收入的17%，成為社會事業的支撐力量。

然而與國企貢獻沒有同步的是，一些聲音在評價國企時，往往想到的卻是壟斷暴利、高薪低效、腐敗浪費、與民爭利這樣的“負面”詞匯。

“尤其是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伴隨著國有企業的集體崛起，對‘國企兇猛’的批評指責之聲紛至沓來、不絕于耳。”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楊斌如此表示。

在另外一些場合，國企在一些輿論中似乎成為“落后”的代名詞。

在全球經濟大潮中縱橫捭闔、風生水起的中國國有企業為何成為社會輿論中的“弱勢群體”？

“這在一定程度上既有國有企業自身存在的問題，又是國有企業與公眾之間日益密切關系的反映；同時，這也是國有企業與跨國公司、國內非公有制企業均是市場競爭主體而難免存在矛盾和沖突的反映。”采訪中，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部部長許保利給出了這樣的分析。

不可否認，今日之國企，自身仍存在一些需要深化改革的問題，但用過于苛刻的言辭來形容這些中國經濟的中流砥柱不免有失公允。無論從承擔公共責任還是從國有企業作為經營主體的進步來講，國有企業為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的貢獻以及自身所取得的進步都有目共睹。

用中國的尺子衡量國企

雖然中國社科院已經連續多年在其發布的《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報告》中表示，國企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的表現要遠遠優于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等，但有些聲音一直不肯承認這一事實。

采訪中，當記者提到這一現象時，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的一位教授感到有些無奈，“不但上榜的國企被質疑，甚至連發布報告的社科院都受到牽連。在一些人眼中，只要是給國企說好話的就一定有問題。”

這樣明顯的偏見近年來屢見不鮮。對此，有人認為是時常傳出的有關國企的負面消息，給外界的一些人提供了口實。

“問題在于，哪個企業沒有些負面新聞呢，為什么總是國企在挨罵？”該教授反問，“退一步說，如果這些言論真是出于完善國企發展而提出的善意批判和建議，當然也很歡迎。可現在一些人一提到國企，只有詆毀甚至是謾罵，缺乏全面客觀理性的分析和思考，乃至連國企的正面消息都不肯承認。”

“木秀于林，風必摧之”，采訪中，許保利給出了自己的看法。

“國有企業既有市場經濟中企業所具有的一般屬性，又有不同于其他一般企業的特殊屬性，比如承擔的公益責任等。”他感慨道，這使得國企很容易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就如同公眾和媒體對于明星具有強烈的關注欲望、更高的要求和道德期望一樣，國企這樣的‘經濟明星’同樣容易受到社會嚴格甚至苛刻的審視。”許保利認為，因此發生在國企身上的很多輿論熱點，尤其是負面消息，持續時間長，影響范圍廣，久而久之會讓不少人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

不過楊斌并不認為答案如此簡單。

“一些將西方經濟理論視為絕對真理的人在這一過程中所起到的推波助瀾的作用同樣不可低估。”他向記者談到，“有的人往往將國企視為市場經濟中的‘異類’，偏頗地認為，國有企業是計劃經濟的殘留物，只有徹底‘消滅’國企才能建立真正的市場經濟。在有的人眼里，國企發展究竟是好是壞并不重要，只要存在就是一個錯誤。”

楊斌認為西方的某些理論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而只能在特定的條件下適用。同時，應該注意西方國家和某些國際組織在全球推行這些經濟理論和經濟模式背后的用心。

國企成為跨國公司強勁對手

在今年的瑞士達沃斯論壇上，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公開談到，“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及其補貼和扭曲對中國的貿易伙伴們非常有害。”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此前也在紐約表示，美國希望全球商務領域能夠實現“競爭中立”。對此，美國副國務卿霍麥茨直言不諱地指出，“競爭中立”原則主要針對中國，“因為中國國有企業近年來憑借政府支持，實力大增，在國際經濟競爭中對美國企業構成巨大挑戰”。

中國的國有企業或許是真的讓美國人感到“芒刺在背”，要不然美國的政府高官們不會如此密集地討論這一話題。

“種種跡象表明，美國對中國國有企業的發展顯露出了更多的擔憂和不滿，遏制中國國有企業發展的意圖已相當明顯，并且已經開始行動。”采訪中，上述中國人民大學的教授談到。

“這并非什么新鮮現象，只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感受到的壓力更大，促使他們要在這一方面下更大的力氣。”楊斌談到，多年來，歐美等國的跨國公司，一直力圖使發展中國家成為其商品的銷售市場、原料和勞動力的供應來源，使發展中國家的生存服務于甚至服從于發達國家特別是跨國公司的需求。

然而在中國，他們的這一愿望很可能會落空，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國國有企業實力的提升，為中國經濟打造了一道抵御外部大的沖擊的防波堤。

“許多國有企業不僅躋身世界500強，還通過商品貿易、對外投資、資源收購等方式，開始在境外市場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成為美歐等跨國公司的強勁對手，打亂了跨國公司的發展布局和擴張步伐，對其利益最大化構成了直接挑戰。”在楊斌看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壯大，作為中國經濟中流砥柱的國有企業變成外部集中攻擊的對象“只是時間問題”。

他分析，在這些攻擊手段當中，除了利用國際組織規則、雙邊和多邊機制以及國內法等制度手段來加以制約之外，深諳輿論戰之要的歐美發達國家自然不會忘記通過各種手段來詆毀以至污化中國的國有企業。

“確實存在一種現象，就是一些西方發達國家跨國公司開始通過跨國媒介，借各種個案負面事件渲染、突出我國國有企業的陰暗面或弊端，以從‘軟實力’上削弱后者的競爭力，破壞其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采訪中，一位國企高管向記者表示。

“此類言論往往精心策劃、精選時機，因而極易誤導人們對國有企業的看法。”中國人民大學的上述教授也持有類似觀點。

在今年2月3日《華爾街日報》中文網刊登的一篇題為《美國對中國公司發動攻勢》的文章中，作者頗有心得地表示，“美國貿易官員們對美中商業沖突的核心環節——受到大量保護和補貼的中國國有企業，發起了協同攻擊。”

雖然經濟層面的解析已經充分，可楊斌認為，背后的真實目的可能還不止于此。

有專家認為，當前國際上出現了一股“倒中國國有企業”的思潮，實質上是以經濟理由為借口鼓吹徹底消滅國有企業，以實現動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目的。

堅持做大做強不動搖

“重大問題絕不能含糊，國企一定要堅持做大做強。”采訪中，楊斌一再說，“不是‘要不要保留’的問題，而是‘必須保留，如何搞好’的問題。”他談到，當代國家間的競爭，在經濟層面的直接表現就是企業之間的競爭。因此，在關系國家安全與經濟命脈的重要產業和關鍵領域保持國有經濟的控制力，既是出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原則的要求，也是出于國家戰略的需要。

“特別是其中的大型骨干國有企業，是維護國家經濟、科技、國防安全的基礎，是國家財政收入和民生建設的支撐，是以自主創新支撐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經濟基礎。”他說。

對于做大做強國企的重要意義，國情專家、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曾有一段論述：中國的國情決定了中國必然發展國有企業，作為后發國家，依靠私營企業很難趕上發達國家。在南北競爭的背景下，在西方國家獨占、主導、壟斷的前提下，你只能培養自己的500強航母，而不是摧毀它。

胡鞍鋼說，國有企業可能因為老體制生銹了，可以給它除除銹，改革機制，卸掉包袱，讓它向新型企業轉變，但絕對不能把它變成私營企業。俄羅斯當年全部私有化，導致列寧稱之為“國家脊梁”的國有企業都沒有了。中國則是“抓大放小”，保證了國家安全的完整性。我們的目的就是要把國家脊梁真正培養起來。

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金碚的觀點同樣很明確。他認為，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國有企業仍將在中國的國民經濟中占據重要的關鍵性地位。而且，既然中國需要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具有特殊的優越性，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具有其他類型的企業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那么國有企業就一定要辦成真正名副其實的國有企業。他相信，這些國有企業將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成為促進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最積極的力量之一，并且，能夠有效發揮宏觀經濟控制力的作用。

此外，他還特別強調，鑒于我國歷史和現實的因素，國有企業在我國將占有比一般市場經濟國家更高的比重。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存、發展、做強做大，是現代國有企業發展的方向。改革的重點是國有企業向跨國公司看齊，把國有企業培養成能夠在世界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有控制力的、有影響力的跨國公司。”楊斌最后表示。

（本文章摘自5月1日《瞭望》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