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所謂國企‘壟斷’的指責有相當一部分是不客觀的。”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一位國企高管說，“無論是國有企業真實的壟斷規模，還是壟斷后所起的作用，都存在許多誤解，還有一些是明顯的誤導，有的甚至是對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刻意扭曲與有意忽視。”

“十一五”期間，中國相當一批國有企業實現了從“中國500強”到“世界500強”的跨越。而前一段時間里，有一種聲音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完全歸因于國企的壟斷地位，并進而將深化國企改革等同于打破國有企業在一些關鍵性部門的主導地位，讓國有企業完全退出競爭性領域，讓國企統統私有化，等等。

在真正了解國有企業的專家眼中，這種觀點是有偏頗的，是一種誤導。

國企存在的范圍不是以壟斷或競爭為依據

對任何問題的分析，如果脫離了科學、客觀的邏輯，結論是站不住腳的。“所謂‘國有企業壟斷論’并不符合實際。”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部部長許保利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在目前的國企中，完全壟斷型的企業很少。即使在一些普遍被認為壟斷程度較高的行業中，不同企業之間的競爭，包括國際競爭非常激烈，并沒有哪一家企業能夠在市場上真正占有壟斷優勢。

“在117家央企中，真正算得上壟斷企業的可能只有8家。”他一一作了列舉：中石油、中石化、國家電網、南方電網、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以及中國鹽業總公司的食鹽專營業務。

“雖然少數具有壟斷特征的行業是國有企業分布得比較集中的領域，但從本質上看，國有企業存在的范圍并不是以壟斷或競爭為依據的。”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劉瑞談到，實際上，我國國有企業存在的大部分行業，如建筑、房地產、汽車、機械制造、信息產業、商業和社會服務業等則都具備了較強的競爭性。

還有一些聲音，把無論國有私有、無論中資外資都普遍存在的“大企業通病”——比如決策低效、官僚層級制度、浪費、高管高薪等，也只與國有企業壟斷聯系起來。在一些專家看來，這也有失公允。

“把大企業病簡單地歸咎于所有制，歸咎于壟斷，并不科學，也不是負責任的態度。”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國有資產研究中心主任高梁認為，壟斷作為一種市場結構狀態，與所有制形式并沒有直接的關系，“相比較，中國僅有少數行業由國企掌控，而在私營企業占絕大多數的西方發達國家，存在著的則是更廣泛、隱蔽更深的壟斷。”

有專家進一步分析指出，由于中國的一些行業壟斷是由國有企業實現的，因此才可能讓壟斷服務于99%，而不是1%，這使國有企業壟斷的目的具有了公益屬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楊斌談到，私人壟斷資本關心的是自己的資本利潤，而國企則需要同步承擔公共利益：保障經濟發展、保障人民生活基本需要、提升國家產業競爭力，尤其是，當跨國壟斷資本在全球范圍內攻城略地之時，要起到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關鍵性作用。

因此，有專家強調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使之更好地服務于公共利益，這包括允許私人資本進入、更進一步地做大做強、維護價格穩定、提高社會監督水平，等等。

“這一切都不能以削弱國家控制力為代價，不能讓國家利益、公共利益被私人或外部資本控制。”專家特別提醒。

等待民企逐漸成熟

“多年來國企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就是放開市場、打破壟斷，這從近年民營企業的快速發展就可以看出。”許保利告訴記者，盡管在落實上仍存在不足，但國企壟斷的根本目的是要創造更好的經濟運行環境，從而為實現國企與民企的共同發展壯大奠定基礎。

在他看來，當前之所以還要在少數領域保持國有企業的絕對控制力，主要由于“民營企業的羽翼尚不夠豐滿”，再加上相關的體制機制也不夠完善，導致國企在這些領域放棄控制力的時機還不夠成熟。

首先，民營企業目前還沒有力量承擔保障經濟正常運行和人民生活基本條件的重任。

根據相關統計，截至2011年底，117家中央企業的近9成資產集中在石油石化、電力、國防、通信、運輸、礦業、冶金、機械行業等少數行業。此外，這百余家央企承擔了幾乎全部石油天然氣、乙烯生產，全部基礎電信服務和大部增值服務，發電量的60％以上，電力設備的70％；在第三產業，中央企業承擔民航運輸周轉量的82％，水運貨物周轉量的89％……

“其實，靜下心來看一看，就不難看出，這些行業都是對于調控宏觀經濟運行非常重要的領域。而根據以往的經驗，由于民營資本自身的逐利性以及監管機制不完善，一些行業一旦貿然放開，結果很可能就是失控。”對此，許保利還做了如下分析：

一是由于民營資本以追逐利潤為首要目標，事實上存在著為私利忽視乃至損害公共利益的情況。“這些年來，許多民營資本進入較多的行業，也是價格上漲最快的行業。”

二是民營資本的逐利性決定了其投資“無利不起早”、“挑肥揀瘦”、“有好處就上，沒好處就跑”，投資中存在的短期逐利行為與經濟穩定發展的長遠目標有矛盾。

兩家中央企業中，一家是72%，另一家是86%；一般的大型煤礦為45%左右，而私人投資的小型煤礦回采率只有15%20%，小煤礦采一噸煤要浪費兩噸、三噸煤。我們的資源本來就少，經不起這樣的浪費。”他說，提高回采率意味著更多資金和技術投入，但民營資本一般不愿做這種“費時費力”的“苦差事”。民營資本算的只是多少投入、多長時間能盈利多少的賬。

三是由于民營資本體量相對較小，沒有能力承擔抵擋沖擊、保障經濟正常運行的重任。

“以電信行業為例，目前增值服務已經放開，而基礎電信網還沒有放開，除安全考慮，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后者建設成本太高，全國建一個類似網絡至少需要2000億元，當前國內任何民營企業恐怕都無法承受。”

其次，在一些專家看來，更大的問題在于，民營資本尚無法擔當國家經濟的“防波堤”和“安全閥”的大責。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退出的行業，民營企業并沒有占據控制地位，反而為外資壟斷讓出了市場，給經濟安全埋下隱憂。

早在2006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報告就披露，在中國28個主要行業中，外國直接投資占多數資產控制權的已經達到21個，每個已經開放產業的前5名幾乎都是由外資所控制。

“很多都是當初國有企業退出的領域。”高梁說，本想給國內民營資本創造更多發展空間，結果卻讓外資控制了許多行業，有些甚至是重要的行業。這說明在面對跨國壟斷資本的激烈競爭時，當前中國的民營資本還不是真正的強大的對手。

“有人說把民營企業組織起來，來抗衡跨國公司，但這同樣是理想化的想象。”楊斌坦言，“把再多的小舢板拼組起來，也成不了航空母艦。”

環視全球，不難發現，市場不斷開放下的后進國家，其民族企業多半成了跨國公司的附庸，除了獲取低廉利潤之外，難以做到通過資金、技術、人才的積累實現自主創新，也很難成長為可與跨國公司匹敵的巨型企業。而在跨國企業遭遇困境時，還很容易成為風險轉移與危機轉嫁的對象，陷入為基本生存而掙扎的窘境。

換一個角度看“壟斷”

細觀國資委公布的2010年央企業績，有一個現象引人注意——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家央企共實現凈利潤2705.4億元，比上年增長47%，三家企業凈利潤占全部央企利潤近三成。

而與此同時，近年來民營油企在國際高油價的沖擊下則備受煎熬。在一些人眼中，這恰恰是國有企業利用優勢地位獲取高額壟斷利潤的結果。

“這是帶有主觀臆斷的分析。”許保利說，實際上，許多壟斷性國企的產品和服務的價格，都是由國家定的，企業自己并沒有定價權，自然也無從談起“壟斷利潤”。

一些專家表示，同私人資本不同，國有企業并不以追求利潤為唯一目標，其企業性質決定了其所有行為都要以維護國家整體利益為第一出發點，即使出現企業利益與國家總體利益相矛盾的情形，國企也會通過犧牲自身的利益來實現國家總體利益的最大化，而國企在少數領域的壟斷實際上是為了更好地實現這一目標。

“換一個角度看，在一些行業和領域的國企壟斷是為了‘內護公益，外御強敵’，甚至可以說，本質上屬于公益性。”有專家篤定地表示。

首先，在一些行業和領域的國企壟斷是維護正常市場秩序、保障國民經濟正常運行、落實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必要手段。

“比如城市供水系統是典型的天然壟斷行業，近年來一些城市將供水出售給外企或民企，水務公司由國家壟斷轉為私人資本壟斷，結果在國家宏觀政策著力抑制通脹的大環境下，一些地方的自來水價格依然是攀升不斷。”他說。

“如果是由國企壟斷，不會出現這種情況。”對于上述現象，楊斌表示，雖然政府也可以通過某些手段對私企的行為進行調整，但效果會明顯差很多。

“實際上，發達國家之所以熱衷于所謂的‘減少壟斷’和‘引入競爭’，一個容易被人忽視的原因就是其政府手中并沒有類似國有企業這樣的經濟力量承載和實現對經濟運行的有效調控，而只能期望通過一些間接手段來調整，而事實證明在很多關鍵時刻效果并不理想，金融危機的爆發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提醒。

其次，在一些行業和領域的國企壟斷是優化要素配置，增強國家產業競爭力的必要手段。

高梁特別強調，在發達國家占有產業競爭優勢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只能借助政府的力量，通過國有企業實現對部分關鍵領域的絕對控制，來達到優化生產要素配置、增強本國的產業競爭力的目的。

“這時的國企壟斷，是有利于奠定發展中國家產業參與國際競爭的物質基礎的，也便于聚集現代化產業所需要的優勢生產要素，為產業振興發展提供必要的創新環境，還可以為產業生存發展提供所必需的市場支撐。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情況更是如此。”他同時也強調，這種控制不意味著排斥競爭，而是要在通過適當的扶持政策，讓本國企業在國際競爭中逐步增強自身實力。

再者，國企壟斷是保障國家經濟命脈、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必要手段。

“跨國壟斷公司富可敵國，強可滅國，是一個個強大的‘公司帝國’。在面對壟斷跨國公司強勢競爭和以FDI形式進行的產業侵蝕時，如果沒有實力強大的國企作為防波堤，相關行業必將成為國際資本大鱷的‘盤中餐’。”楊斌認為。

對于后進國家、發展中國家而言，現實的選擇只能是以“國家壟斷”來反制“跨國資本壟斷”，而國有企業恰恰是實現國家壟斷的最佳途徑。

“透視日趨開放的發展中國家與新興市場，但凡有國有企業存在的行業與領域，其相對應的國家經濟安全都會有不同程度的保障。很顯然國有企業的實力、競爭力與國家經濟安全的保障度成正比。”高梁向記者談到。

如今一些新興大國甚至能夠實現群體性崛起，新興市場在全球化下的國際分工當中能夠擁有一席之地，就是因為在這些新興大國當中有一批國有企業，這些國有企業利用各種相對優勢，在某一行業、某一地域，以壟斷對抗壟斷，即以國家壟斷抵御跨國壟斷，在為自己贏得生機和活力的同時，維護了國家的安全和公眾的利益。

更好地服務于公益性就有更大意義

在一些行業和領域國有企業壟斷屬于公益性的，但這并不表示國企壟斷就不存在弊端。比如“店大欺客”、與民爭利、高薪腐敗等現象時有發生。對此，專家指出，“反壟斷的真正含義，就是要讓國企能夠更好地體現其公益化經營的社會責任，而且由于其國企身份，在這方面應當有很大的體制優勢，并發揮更大的功效。”

首先，要提高監管能力，增強壟斷國企運行的透明度。

專家們建議，要建立和完善包括價格、服務標準、成本控制、收入分配、資源配置等機制在內的一系列監管制度，從制度上防止壟斷國企利用壟斷地位損害公眾利益。

在許保利看來，此舉不僅可以減少國企“犯錯誤”的幾率，還能為民營資本進入相關領域創造更多條件。

“一些壟斷國企最初是從政府機構改革演變而來的，存在市場、技術、資本和人才的領先優勢和先入條件。在我國還沒有找到一個有效的行業管制手段和方式的前提下，只能依靠給國有企業發行政運營許可證和通過國有控股來解決行業安全管制問題，結果這些國企自然就成了壟斷企業。”他認為，如果能提高監管能力，就能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吸納民營資本的進入，為民營資本的發展創造更多空間。

而要提高出資人監管的有效性，就必須提高所監管企業的透明度。否則，考核、評價、激勵、約束等就都沒有可靠的依據。

其次，在壟斷國企的改革過程中，遵循“有進有退”的原則，主要是打破出租車、網吧等一些與民爭利的地方政府的行政性壟斷，為其他資本創造更多的發展空間。

專家建議，在具體操作上，可以考慮選擇合適的時機，依托資本市場，進行公眾公司改革，將壟斷國企變成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公司，在保證國有資本享有控制權的前提下，更好地實現國有資本與社會資本的結合，通過國企的發展來帶動更多其他類型資本的發展。

再次，壟斷國企在發展過程中，要更多體現對社會責任的承擔。

專家們認為，國企壟斷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維護公共利益，而社會責任本身就是公益的一部分，因此更多地承擔社會責任應是壟斷國企的“份內之事”。

而且，壟斷國企多存在于關系國家經濟命脈和經濟安全的關鍵領域，又具有足夠大體量，決定了其在承擔社會責任方面的要求和標準要比其他類型企業高得多，即這些企業必須承擔社會主義國家賦予的一系列其他類型企業無力或無法實現的責任，這就決定了壟斷國企不僅要出于道德動機和經濟動機承擔起一般企業所要承擔的社會責任，而且要出于政治動機承擔起一系列的特殊社會責任。

壟斷國企還必須在自主創新方面作出更大貢獻。

專家們表示，基于對要素控制方面的優勢，壟斷國企產學研機制配套齊全、涉足領域相對完整，加之資金投入能力強、企業科研人員集中、科研成果豐富、實驗設備齊備，在高新技術研發和創新領域中均占據主導地位。

因此，這些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應瞄準世界產業科技前沿，加快高新技術成果產業化，率先取得發展成果，強化集聚效應，大力提高科技附加值，形成產業集聚，著力培育出國際影響力廣、自主增長力強、具有長期競爭優勢的標志性產業。

最后，壟斷國企要積極“走出去”爭奪全球經濟話語權。

專家們談到，贏得全球經濟話語權是一個反復博弈過程，以目前中國13億人口的龐大市場及經濟地位不斷上升趨勢分析，中國理應參與并成為部分國際規則的主要制定者，應當成為促進當今全球經濟治理格局變革的主要推動者。為實現這一目標，壟斷國企應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積極“走出去”，提升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為爭奪全球經濟話語權奠定基礎。

“當然，所有這一切都要以實力為基礎。”專家們表示，雖然近年來國有企業發展迅速，但與許多知名跨國巨頭相比，競爭實力仍有明顯差距。

根據美國《財富》雜志公布的2011年世界500強企業排名，我國入圍的企業數量雖然增幅明顯，但與世界同行業領先企業的差距仍然較大：石油石化行業中，中國石化、中國石油、中國海油三家企業的利潤合計尚不及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一家；電信行業中，中國移動的利潤不及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一半；航運業中，中國遠洋的利潤不到馬士基的1/4；航空設備制造業中，中國航空工業集團的利潤僅為美國波音公司的1/5；鋼鐵行業中，寶鋼的營業收入不足阿塞洛米塔爾公司的一半……